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《2017-2022年中国土壤修复市场运营态势及投资策略研究报告》
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发达国家出现因倾倒危险废物而导致的土壤污染公害事件。受“拉夫运河事件”影响，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《环境综合恢复补偿和责任法案》（CERCLA，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clamation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），并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，即著名的“超级基金”（Superfund），该法案亦被称为“超级基金法”。基金资金主要来源于大型企业的附加税、联邦普通税、污染责任者追讨的修复费用等。截至2016年3月31日，“超级基金”总资产约为53.90亿美元。
同时，为了促进污染土地的修复和利用，美国环保署在1995~1996年间制定棕色地块行动议程，将经济发展&社区复兴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，由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共同来解决“棕色地块”环境污染问题。在该议程的倡议下，美国国会于1997年8月通过了《纳税人减税法》，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，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清洁和振兴方面投资。2001年，美国国会通过《小型企业责任免除和棕色地块振兴法》，通过免除中小企业部分CERCLA责任，以及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，促进棕色地块的修复和再利用。
“棕地”修复程度依据土壤污染程度而定，而且一般会通过改变土壤利用方式来降低治理成本。对于污染较轻，治理相对容易的土地，经过修复可以新建大型购物中心、体育中心之类的场所；对于污染较轻，治理较困难的土地，可以基本保持其原有设施与设备，简单修复后，用于工业遗产旅游；对于污染严重的地方，全面修复后，一般改造为公共空间，向游客开放。
由异位向原位转化，是近些年土壤修复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。由于土壤修复的周期较长、技术难度高，在技术上，已从物理修复、化学修复和物理化学修复发展到生物修复、植物修复和基于监测的自然修复，从单一的修复技术发展到多技术联合、综合集成的工程修复技术。
此次“土十条”提出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相关目标：
政策目标：到2020年，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，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，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，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；到2030年，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，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，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；到本世纪中叶，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，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。
主要指标：到2020年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%左右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%以上；到2030年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%以上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%以上。
不同于大气和水污染，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、滞后性及不可逆性等特点；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、成本高、见效慢，根据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，污染预防、风险管控、治理与修复的投入比例约为1:10:100。从政策目标的制定，我们可以看出“土十条”基调就是预防为主、保护优先、风险管控，如政策目标里面提及的都是污染和风险控制而不是单纯治理，耕地强调安全利用率（如100亩污染的土地，5亩种植食用大米，95亩种植非食用景观作物，安全利用率就是95%）而不是简单的治理率，这给后面治理留有空间和余地，也体现出政策制定者坚持问题导向、底线思维，坚持突出重点、有限目标的务实态度。
“土十条”明确了治理修复责任主体，也强化了政府主导的基调，同时提出在重点省份开展优先地块的修复和治理，通过政府资金、社会资本、PPP等多元化模式来推动行业发展，形成若干综合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。而1,000万亩耕地修复明确指标，按照3~5万元/亩修复价格估计，有望带来3,000~5,000亿市场空间。后续可关注上市公司在浙江台州、湖北黄石、湖南常德、广东韶关、广西河池和贵州铜仁（2016年底前启动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，力争到2020年先行区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）订单获取带来投资机会。
参考美国超级基金制度，土壤修复资金来源多元化较为可行，可由对特定类型行业企业征收的专门税、排污费或环境税、土地出让收益、普通税、追回的责任人罚款等共同组成。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可采用美国优先权制度，全国统筹，优先治理危害等级高的地块。另外，根据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的讲话，土壤污染防治总体思路是改变土壤用途，同时加强风险管控，也即土壤修复并不要求恢复原有功能，核心原则应是避免污染扩散，按这个标准，可以降低治理的难度，减少资金需求。
在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的能力的情况下，政府可以根据地块特性选择介入方式。对于开发价值较低的农田矿山之类的土地，政府应是出资主体。对于开发价值较高的城市土地之类的，可采用开发商付费或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。在开发商付费模式下，政府以优惠的土地出让价格或税收政策，将土地修复责任转让给开发商，其难点在于如何约束开发商做好土地修复工作；在PPP模式下，第三方环境服务商先行承担部分或全部的土地修复费用，待土地出让或运营获得收益后，环境服务商再收回成本获得利润，其难点是修复周期过长/风险较大可能难以吸引环境服务商。
由于缺乏明晰商业模式及资金来源，土壤修复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，土十条出台刺激行业加速发展，高能环境等行业龙头2016年订单呈现翻倍增速，后续随着土壤场地调查逐步完成，中国土壤修复超级基金建立值得期待。从竞争格局来看，主要分为大型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、其他修复企业、外资企业四类。其中大型国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，拿到项目多，技术和工程经验丰富，缺点是激励机制不足；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强，具有很好整合能力，发展潜力大，在利润得到保障的情况下，会成为土壤修复的主力；其他修复公司资金实力弱，主要参与小型土壤修复项目；外资企业技术和工程优势明显，但受外资背景限制，拿项目能力弱，通常以技术和咨询服务为主。
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发达国家出现因倾倒危险废物而导致的土壤污染公害事件。受“拉夫运河事件”影响，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《环境综合恢复补偿和责任法案》（CERCLA，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clamation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），并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，即著名的“超级基金”（Superfund），该法案亦被称为“超级基金法”。基金资金主要来源于大型企业的附加税、联邦普通税、污染责任者追讨的修复费用等。截至2016年3月31日，“超级基金”总资产约为53.90亿美元。
数据来源：中国统计数据库
“超级基金”由美国环保署负责实施，明确规定“棕地”（即被污染的老工业用地）清理修复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/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/营运人承担；在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能力的情况下，“超级基金”将拨款支付相关费用，但此后可向责任者追讨。此外，超级基金法还规定对污染行为可追溯法律责任，即不论污染行为发生时是否合法，污染者都要为其污染行为负责。据统计，“超级基金”承担了美国30%左右的“棕地”清理修复费用，每块“棕地”修复时间一般在10~20年之间。同时，为了促进污染土地的修复和利用，美国环保署在1995~1996年间制定棕色地块行动议程，将经济发展&社区复兴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，由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共同来解决“棕色地块”环境污染问题。在该议程的倡议下，美国国会于1997年8月通过了《纳税人减税法》，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，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清洁和振兴方面投资。2001年，美国国会通过《小型企业责任免除和棕色地块振兴法》，通过免除中小企业部分CERCLA责任，以及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，促进棕色地块的修复和再利用。
“棕地”修复程度依据土壤污染程度而定，而且一般会通过改变土壤利用方式来降低治理成本。对于污染较轻，治理相对容易的土地，经过修复可以新建大型购物中心、体育中心之类的场所；对于污染较轻，治理较困难的土地，可以基本保持其原有设施与设备，简单修复后，用于工业遗产旅游；对于污染严重的地方，全面修复后，一般改造为公共空间，向游客开放。
由异位向原位转化，是近些年土壤修复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。由于土壤修复的周期较长、技术难度高，在技术上，已从物理修复、化学修复和物理化学修复发展到生物修复、植物修复和基于监测的自然修复，从单一的修复技术发展到多技术联合、综合集成的工程修复技术。
资料来源：中国报告网整理
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治理相比，我国土壤污染治理明显滞后。2016年年中国务院印发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即“土十条”），调研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纲领。此次“土十条”提出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相关目标：
政策目标：到2020年，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，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，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，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；到2030年，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，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，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；到本世纪中叶，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，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。
主要指标：到2020年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%左右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%以上；到2030年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%以上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%以上。
不同于大气和水污染，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、滞后性及不可逆性等特点；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、成本高、见效慢，根据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，污染预防、风险管控、治理与修复的投入比例约为1:10:100。从政策目标的制定，我们可以看出“土十条”基调就是预防为主、保护优先、风险管控，如政策目标里面提及的都是污染和风险控制而不是单纯治理，耕地强调安全利用率（如100亩污染的土地，5亩种植食用大米，95亩种植非食用景观作物，安全利用率就是95%）而不是简单的治理率，这给后面治理留有空间和余地，也体现出政策制定者坚持问题导向、底线思维，坚持突出重点、有限目标的务实态度。
资料来源：中国报告网整理
“土十条”明确提出要“按照‘谁污染，谁治理’原则，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要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。”并按照“国家统筹、省负总责、市县落实”原则，完善土壤环境管理体制，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属地责任。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。并确定治理与修复重点。“各地要结合城市环境质量提升和发展布局调整，以拟开发建设居住、商业、学校、医疗和养老机构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，开展治理与修复。在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等省份污染耕地集中区域优先组织开展治理与修复；其他省份要根据耕地土壤污染程度、环境风险及其影响范围，确定治理与修复的重点区域。到2020年，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面积达到1,000万亩。”“土十条”明确了治理修复责任主体，也强化了政府主导的基调，同时提出在重点省份开展优先地块的修复和治理，通过政府资金、社会资本、PPP等多元化模式来推动行业发展，形成若干综合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。而1,000万亩耕地修复明确指标，按照3~5万元/亩修复价格估计，有望带来3,000~5,000亿市场空间。后续可关注上市公司在浙江台州、湖北黄石、湖南常德、广东韶关、广西河池和贵州铜仁（2016年底前启动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，力争到2020年先行区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）订单获取带来投资机会。
参考美国超级基金制度，土壤修复资金来源多元化较为可行，可由对特定类型行业企业征收的专门税、排污费或环境税、土地出让收益、普通税、追回的责任人罚款等共同组成。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可采用美国优先权制度，全国统筹，优先治理危害等级高的地块。另外，根据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的讲话，土壤污染防治总体思路是改变土壤用途，同时加强风险管控，也即土壤修复并不要求恢复原有功能，核心原则应是避免污染扩散，按这个标准，可以降低治理的难度，减少资金需求。
在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的能力的情况下，政府可以根据地块特性选择介入方式。对于开发价值较低的农田矿山之类的土地，政府应是出资主体。对于开发价值较高的城市土地之类的，可采用开发商付费或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。在开发商付费模式下，政府以优惠的土地出让价格或税收政策，将土地修复责任转让给开发商，其难点在于如何约束开发商做好土地修复工作；在PPP模式下，第三方环境服务商先行承担部分或全部的土地修复费用，待土地出让或运营获得收益后，环境服务商再收回成本获得利润，其难点是修复周期过长/风险较大可能难以吸引环境服务商。
由于缺乏明晰商业模式及资金来源，土壤修复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，土十条出台刺激行业加速发展，高能环境等行业龙头2016年订单呈现翻倍增速，后续随着土壤场地调查逐步完成，中国土壤修复超级基金建立值得期待。从竞争格局来看，主要分为大型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、其他修复企业、外资企业四类。其中大型国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，拿到项目多，技术和工程经验丰富，缺点是激励机制不足；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强，具有很好整合能力，发展潜力大，在利润得到保障的情况下，会成为土壤修复的主力；其他修复公司资金实力弱，主要参与小型土壤修复项目；外资企业技术和工程优势明显，但受外资背景限制，拿项目能力弱，通常以技术和咨询服务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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